刘冬梅、杨洋、李哲 | 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理论基础、历史规律与现实路径

摘要:  新质生产力兼具时代特殊性与历史一般性，与非新质生产力共同构成社会生产力体系。“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蕴含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突出表现在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本质形态和最终目标三方面。发挥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作用：一要科学认识新质生产力各类理论基础的优劣势，避免落入固定单一的理论框架与思想体系而产生认识与实践误区；二要聚焦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与关键要素，强化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力建设，加速进入新的“技术－经济”轨道；三要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科技创新规律，推进科研范式变革与深度技术创新创业，实现更为高效的知识生产与配置；四要以科研、创新、生产与个人发展四类良性预期为导向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科技创新与制度革新密切结合的“社会能力”。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主导技术；技术－经济轨道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80/j.cnki.fstc.2024.07.007

引言‍

        自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以来，学术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极速增长。根据中国知网检索，截至2024年5月，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各类文献已经超过7000篇，其中期刊文献超过2300篇；文章标题中含“新质生产力”的各类文献接近5000篇，其中期刊文献超过1600篇。这些文献聚焦科技创新、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等广泛议题，根据研究范式不同，大体上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展开，侧重理论源泉、理论创新、理论价值分析，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视角切入，重点对生产力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以及生产关系展开研究，进而联系实际讨论战略新兴技术、未来产业、科技人才、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该类研究认为，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生产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高素质劳动者尤其是掌握了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等新技术的劳动者成为新的劳动力，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等，同时提出需要构建新型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二是沿着产业经济学的框架展开，侧重产业体系与结构分析，从产业结构视角切入，重点研究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进而分析科技创新、数字化与智能化、市场环境、经济体制改革、人才等问题。该类研究主要聚焦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数字化以及产业体系和产业链问题，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抢抓主导产业发展机遇为载体。

      三是沿着演化经济学与熊彼特经济学的框架展开，侧重科技体制与创新政策分析，从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视角展开分析，注重科技与经济结合，聚焦讨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政策与生态、新型举国体制、科技人才等问题。该类研究从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逻辑出发，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机会窗口，既强调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同时也强调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综上，无论按照哪种理论框架展开研究，已有文献都认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因素。然而，对于为什么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以及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发挥科技创新的核心作用等问题的分析尚待深入。与此同时，不同逻辑框架下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历史存在和现实范围等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可能导致步入一些误区。为此，本文从科技创新视角切入，聚焦科技创新，将理论、历史和现实多维度相结合，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上述基本问题进行分析。

      1、关于新质生产力内涵的三个基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阐述，这是理解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要义的基础与核心。在凝聚共识和推进实践过程中，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根基、历史存在和现实范畴三个基本问题。
       问题1：从理论上看，新质生产力属于哪种理论范畴？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看，新质生产力至少有三类理论基础，分别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首先，生产力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核心概念，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建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曾有过“新质”与“旧质”生产力的讨论，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展开。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等重要论断的基础就是马克思生产力学说。

      其次，西方现代经济学思想。由于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方法难以全面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问题，因此，新质生产力理论充分吸收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熊彼特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多个理论的精华。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充分吸收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长期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认识；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吸收了熊彼特经济学将创新置于经济发展核心的理念，“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吸收了演化经济学的突破性增长和动态演化思想。

      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这些重要论述蕴含了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思想。因此，理解和实践新质生产力不应也不能局限于一种理论，需要多理论视角综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三类理论的作用和地位相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决定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初心与目的，具有指引方向的关键作用；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等理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起，在聚焦领域重点、推进改革和构建体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工具与方法作用。

      问题2：从历史上看，新质生产力是否具有普遍性？生产力的革新伴随整个人类发展历程，从开始刀耕火种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新一轮科技革命，都是新生产力孕育和迸发的重要历史时期。如果将新质生产力界定为新时代背景下的生产力革新，那么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自主可控等新发展理念与其他历史时期存在显著区别，这些区别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转变思维、凝聚共识的重要方面。如果从生产力革新的更广泛历史视角看，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与趋势。例如，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科学与技术的联系与互动问题、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等。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主要由工匠和个体发明家推动，与科学的联系并不大，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专利权保护等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代表着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形成崭新生产力的开始，形成了以职业科研人员和工业试验室为代表的制度化科研，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发展教育，资助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活动；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凸显了教育、人才、科学与技术的紧密联系，也凸显了政府在推进基础研究和战略研究中的作用；当前正在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科学与技术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科学与技术的互动（人工智能推动科研范式变革）与国家间的科技竞争（中美科技博弈）达到空前水平。因此，新质生产力是历史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既要聚焦新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方向与新要求，也要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规律与趋势，尤其是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及作用变迁，遵循和利用客观规律推进实践。

      问题3：从现实来看，新质生产力是否具有广泛性？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突出表现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是从“技术点”到“产业面”再到整个“经济－社会体系”的重大变革。评判是否属于新质生产力范畴要综合技术与经济（产业）二维视角，既要考虑技术本身的影响和前景，也要考虑技术革新所影响的行业特征，以及行业在国家发展与安全中的作用（见表1）。

 

      一般的增量型或渐进型创新可能是产生突破性、颠覆性创新的基础，但技术或产业不具有重大发展前景、不具有产业体系重塑能力等特征的不能称为新质生产力；局限在相对独立、狭窄领域无法扩散的技术革新，也不能称为新质生产力；处于生命周期末期产业的技术革新也难以称为新质生产力。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1840—1940年），钢成为比铁更具竞争力的重要材料并快速崛起，推动了包括铁路、海运、机械制造、汽车等一系列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但由于冶铁技术的持续改进，直到19世纪末，主要工业国的铁产量依然高于钢产量，即便如此，关于铁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发展已经很难称为先进生产力。

      综上可见，新质生产力是具有强大生命力，能够显著提升产业增加值，变革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乃至改变整个社会和国际格局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纺织产业、钢铁产业、汽车产业、电力产业、石油产业、通信产业、半导体产业等都先后成为塑造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在新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还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特征。关于新质生产力范畴的问题，还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在政府视角下，新质生产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中，广义层面的新质生产力主要是在中观和宏观层面所关注的重点技术领域和产业领域，该领域内的任何创新活动与企业和产业的发展都可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狭义层面的新质生产力是指重点领域内的核心关键技术、产品、装备，以及重大产业变革和突破性创新。例如，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属于新质生产力，广义上讲该产业所有部件、装备和环节工艺都属于新质生产力范畴，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整个产业发展。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的关键核心部件、装备与技术则属于狭义上的新质生产力。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广义与狭义之分也体现了政府支持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方式和力度的区别。

      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意味着非新质生产力就可有可无。无论哪个国家（地区）、哪个时点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生产力100%的大幅革新，正常情况下一定是新质生产力与非新质生产力共同存在并动态演化。区分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为了抓住重点和机遇，集中力量和资源扩大新质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产力中的比重。

      2、如何理解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把握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需要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本质形态和最终目标三个视角综合考虑，这三点充分反映了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一是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看科技创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并认为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其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是构成生产力的五要素之一。邓小平同志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突出了科技在生产力要素构成中的特殊地位。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演化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变革和演进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可见，无论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哪种理论基础，科技创新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二是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形态看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先进生产力。抽象看，先进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核心区别是蕴含了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突出表现为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具体看，先进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突出表现为主导技术推动“技术－经济”轨道和“技术－经济”范式形成与发展，遵循渐进性与突破性创新→“技术－经济”轨道→“技术－经济”范式的基本演进模式，进入不同的“技术－经济”轨道可能会影响一国的发展机遇与长期竞争力。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由于铁矿石资源禀赋不同，英国占据先发优势，长期采用酸性工艺炼钢，并主要凭借经验对工艺进行微小改进；欧洲作为后来者，着重采用碱性工艺，并集中力量对工艺进行长期研发与改进，最终生产出比英国品质更为优良的钢材，逐步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由于钢铁产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重要支柱产业，英国和德国钢铁业不同的“技术－经济”轨道最终导致英国丧失冶金霸权，并丧失与钢铁产业密切相关的汽车、铁路、造船乃至武器制造等众多领域的发展优势，德国后来居上，成为钢铁与机械制造佼佼者的趋势延续至今。同样，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在半导体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让美国率先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进程中，4G与5G技术的突飞猛进，使我国进入“移动互联”与“万物互联”时代第一梯队；面对蓬勃发展的“数智经济时代”，半导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塑造先进生产力，形成新“技术－经济”轨道和“技术－经济”范式的主导技术。

      三是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终目标看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战略性概念，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目标至少包含“增长思维”“赛道思维”与“底线思维”三种重要思想，涵盖了发挥传统产业优势、打造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新优势，以及提升发展的安全性自主性等重要方面。“增长思维”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根本标志。全要素生产率由科技进步、资源配置效率（管理与制度）、人力资本水平（教育）组成已成为共识，技术进步率与技术效率目前成为度量、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两大核心指标。可见，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赛道思维”方面，重点是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突出表现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提升整个产业体系的持久竞争力。这些产业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甚至很大程度上对基础研究形成依赖，科技创新成为这些产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决定因素。“底线思维”方面，重点是保障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安全稳定，突出表现在提升自主可控水平上，重点是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要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都必须把科技创新放在核心位置。

      3、如何发挥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作用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科学认识和运用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指导实践，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国情出发，聚焦主导技术与关键要素，把握科技创新的新规律、新特征，形成科技创新  与制度变革紧密结合的“社会能力”，加速引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一，科学认识新质生产力理论基础的优劣势，防止产生轻视忽视或过度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方面。新质生产力吸收了多种理论精华，但每种理论都是基于现实的抽象与概括，很难完全刻画现实复杂性，也难以直接套用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见表2）。目前来看，国内不同学派的交流与融合度还不够高，大部分局限于各自的理论框架内对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进行阐释研究，提出建议对策，这样容易步入认识误区。聚焦到科技创新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容易忽视资本（尤其是风险资本）的重要作用及价值认可，同时易产生过度强调政府作用、过度泛化新型举国体制等问题，挤压市场机制的空间。新古典增长理论长期对政府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持保守态度，过度强调市场机制，忽视了我国企业等市场主体相对孱弱、创新积累不足的现实，易导致错失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机遇的风险；与此同时，还可能产生急于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产生扭曲性激励的问题。演化经济学与熊彼特经济学虽然聚焦创新，但对于伴随科技创新而产生的公平问题、污染问题等很少关注，这可能进一步异变为技术决定论，与新发展理念不符。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与方法论，结合实践充分吸收各种理论精华，通过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避免落入固定单一的理论框架与思想体系。

      第二，聚焦主导技术与关键要素的体系化能力建设，加速进入新的“技术－经济”轨道。技术史表明，新的通用技术和主导部门的形成是生产力质变的重要表征。经济与技术相互关联导致每种主要技术类型的“锁定效应”，产生“技术－经济”轨道。未来5～15年，是新一轮工业革命“技术－经济”轨道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关键核心技术和高层次人才短缺，我国既面临传统制造业并入原有“技术－经济”轨道从而实现转型升级的挑战，也面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形成新“技术－经济”轨道从而实现稳定发展的挑战。国家创新体系是知识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耦合载体，也是“技术－经济”轨道的形成载体。因此，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聚焦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半导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量子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和关键要素（数据、人才、能源等），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体系化能力。体系化能力建设重点包括加快战略科技人才、战略科技力量和新型举国体制建设，提升教育、科技、人才的三位一体能力，也包括极限条件下的抗压能力，以及防止和抵御“点错科技树”，进入错误“技术－经济”轨道的纠偏与复原能力。
       第三，推进科研范式变革与深度技术创新创业，提升知识生产能力与知识配置效率。在新一轮工业革命进程中，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联系从未如此紧密，技术变革推动产业变革，也推动了科研范式变革，而新的科研范式又进一步加速着技术突破。科研方面，智能化科研（AI for Science）成为新的科研范式，人工智能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材料学、医药等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重大成果。可以认为，模型、算力和数据将成为推进科学突破与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美国早在《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中就要求对联邦科研项目的算力需求进行统计。2024年2月，美国启动NAIRR计划，构建国家级AI研究基础设施网络，面向全国科研界提供先进计算、数据集、模型、软件等资源。与此同时，具有颠覆性的非共识性研究也变得愈发重要。为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在探索无固定期限提交项目申请和保证有潜力的非共识性研究获得资助的“黄金门票”等制度。创新方面，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形成具有很强的深度技术创新创业特征，突出表现为高风险和资本密集性，需要更加耐心的长期融资，在融资方面存在重大的市场失灵。综上，我国需要围绕科技创新活动，加快人工智能资源公共平台、算力平台等新型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非共识性研究的评审与资助机制（如“黄金门票”制度），同时探索建立深度技术转化融资平台，引导社会资本向深度技术创新创业领域倾斜，提升知识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能力与效率。

      第四，以良性预期为导向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科技创新与制度革新密切结合的“社会能力”。新质生产力替代旧质生产力的过程是一个渐进式过程，也是存在抵抗的过程，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就是要加速这一过程。重点是通过深化改革形成科研、创新、生产与个人发展的四类良性预期，有效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科研方面，通过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科学的项目评审机制和人才评价机制、良好的学术生态，以及优化开放创新生态，共同塑造良性预期。创新与生产方面，通过构建便利的融资机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升级迭代的技术产品标准、充足的潜在市场空间、公平的市场环境和适时、适度的反垄断等塑造良性预期。个人发展方面，通过扩大终身教育的可及性、提升知识价值的获得感等塑造良性预期。这些方面正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略）

（作者：刘冬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后合作导师；杨洋，科技创新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哲，智库建设与科研管理办公室主任、科技创新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