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新时代战略需要新思维

　　文/郭铁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谋划面向2035年的创新发展战略，不能延续跟随时期的惯性思维。我们已经跨进新时代的门槛，即将开启新的征程，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建立新思维。

　　一、新时代的大变局

　　在这个新时代，无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正在发生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这就是中国的创新崛起、全球产业的重构、国际创新空间的增长。

　　(一)中国的创新崛起

　　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00年，甚至自1840年以来的180年，中国终于迎来了跃升时刻。这个时刻以前从未出现过，现在是真的要跃升了。

　　100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复兴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终于建立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今天，我们已经走完了跟踪模仿的路。我国经济总量和研发投入总量居世界第二，科技人力资源和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市场化的技术创新体系已经建立，学科门类齐全的科学研究体系已经建成，经济和科技基础设施、科研装备与世界水平同步，虽然高精尖的装备我们还不能制造。这些都是创新崛起的坚实基础。在未来15年至30年的时间里，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人均GDP将大幅提高，人们的生活将有重大改善。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将完成工业化任务并向智能社会迈进，新的发展方式将成为主导，创新资产将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创新比较优势将要形成。

　　(二)全球产业的重构

　　虽然新的科学革命并没有发生，但第四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却正在发生。前三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先后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为标志，这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以智能化为标志。智能化革命不局限于互联网领域，而是泛在的，它将摧毁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重构一切产业基础和产业形态。

　　首先是生产工具的软件化。第一次出现了桌面工具，人们甚至可以通过无线工具完成产品制造;即使是硬件工具，也是由软件主导和控制，离开了软件就丧失了高端工具的功能。其次是生产过程的分布化。劳动力的就业、产品的制造，不再按照工业时代的线性产业链条进行，而是散布在生态化的产业圈层，根据任务优化组合生产要素，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生产，实现最大化价值。第三是产品的服务化。产品制造以前，要根据用户的需要设计、开发，这是一个服务的过程;产品制造是通过智能工具实现的，这也是一个高度依赖知识服务的过程;产品生产出来并不是产品生命的结束，而是产品生命的开始，之后还有一个服务的长尾，直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完结，即产品回收再制造。最后是资源的共享化。许多生产和生活资源从收费变成了免费的，由社会共享受;或者以低廉的价格分享。

　　虽然新的科学革命没有发生，但科学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科学研究空前活跃，人类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科学研究成果呈指数增长;其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一体化，科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最后，大量的新兴学科建立，成为科学体系的主导。以往都是科学革命在前，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后;这次很可能是技术和产业革命首先发生，然后引起科学革命。科学革命的发生也很可能不是以前的模式，即先从一个学科、一个原理开始，再扩大到其他领域;而是泛在发生，即在所有学科同时发生。

　　(三)国际创新空间的增长

　　冷战时代，两大集团对峙，国家与国家之间无法通过创新开展竞争。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国独大，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很少。但进入新千年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很多国家走向创新发展之路。在亚洲东部，形成了全球研发最密集的创新大区，即中日韩创新大区;在亚洲南部，出现了创新势头很好的潜力五国，即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此外除中国、印度外的新兴国家，包括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也有较强的创新实力和创新发展势头。

　　走向和走上创新之路国家的增多，大大拓展了国际创新空间。首先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创新合作空间出现转折性增长，竞争性基本消失，创新合作空间广泛存在。其次，中国、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出现强强合作空间，包括中国与美国强强合作的空间。中国和新兴国家一些比较强的学科、企业、城市，具备了与发达国家创新合作的水平，这是产生强强合作空间的基础。第三，中国、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梯度合作空间增加。由于中国和新兴国家经济、社会的创新梯度升级，与发达国家优势创新资源耦合度增强，这是双方梯度空间增加的基础。第四，随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完成，人们对温饱的需求升级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全球提供了大量创新市场空间。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创新竞争，但中国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总的来说国际创新空间扩大了。美国实施对华遏制战略，使得中美创新合作空间的拓展受限，这是需要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的。

　　二、中国创新崛起的阶段

　　中国的创新崛起，将经历三个阶段：创新起飞准备阶段、局部创新起飞阶段、全面创新起飞阶段。

　　创新起飞的概念源自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但创新起飞与经济起飞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相同。从时间上说，创新起飞位于经济起飞之后，经济起飞发生在工业化的初中期，创新起飞发生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从性质上说，经济起飞是采用社会化生产技术，实现规模增长，带动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升;创新起飞是科学和技术要素大规模持续进入国民经济，并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带动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跃升。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以后，如果不能实现创新起飞，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创新起飞，就能跃过中等收入陷阱。

　　(一)起飞准备(2006—2020年，历时15年)

　　创新起飞准备阶段的目标是：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该说，创新起飞的准备阶段目前已经完毕。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创新起飞的坚实基础。

　　(二)局部起飞(2021—2035年，历时15年)

　　局部创新起飞阶段的目标是：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局部创新起飞阶段，就是未来的15年，保守地说，可以延长到未来20年左右。

　　当前我们正处于局部起飞阶段。局部起飞已经开始，有四个标志。第一，在全球产业结构中，我国的核心企业开始增多，如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联想、比亚迪、长城、吉利等一批企业走向世界舞台。第二，在细分领域涌现一批创新冠军，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规模并不大，但其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很大，技术领先。第三，新兴技术创业活跃。现在我国每天新登记的企业有19000多家，假设其中15%为新兴技术创业企业(北京市新登记企业中“高精尖”企业占比30%，全国按北京市的一半计算)，每天也有近3000家新兴技术企业创业。第四，新兴学科研究活跃，大量交叉性成果涌现。

　　从现在的创新起飞开始，经过15年到20年时间，最后的结果怎样?我预测，到那时，中国将成为创新大国六强之一，创新能力达到日英德法的水平;但美国仍然是全面领先的创新强国。与此同时，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以及除印度外的潜力国家，也将出现重要发展。

　　关于美国未来的判断，布热津斯基在《战略远见》(新华出版社，2012)一书中列了一份美国战略资产负债表，总结了影响美国制度全球竞争力这一重要命题的加分与减分项目：可预见的未来(例如未来20年)仍将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来塑造。布热津斯基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但他是资产阶级最高明的战略家之一，他在2010年前后就预见到美国将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者。

　　(三)全面起飞(2036—2050年，历时15年)

　　全面创新起飞阶段的目标是：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建成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战略研究的新思维

　　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进行战略谋划时具有场景思维、跃升思维、赋能思维、融通思维、治理思维，这就是新时代战略研究的新思维。

　　(一)场景思维：从需求到场景

　　跟踪模仿时期，经济社会的需求是确定的。与发达国家相比，哪些东西我们制造不了，哪些技术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哪些技术是战略前沿技术，都是非常清晰的。只要组织攻关，破解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跟踪研究战略前沿技术，突破相关的基础科学问题，就可以实现跨越发展，没必要也不可能设计未来场景。但是面向第四次技术和产业革命，在少数优势领域，我们已经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有人比喻在这些领域已经进入“无人区”，追赶目标消失，技术方向和突破点不明确，新兴产业增长点何时出现、在哪里出现不确定;在这个区域需求失灵，只能依靠未来场景驱动技术创新，这就要求必须从需求思维转向场景思维。

　　当前能够明确感知的缺口和消除缺口的愿望，是需求;当前不能明确感知而未来必将出现的局面，是场景。所谓场景思维，就是预见未来经济技术场景，并且根据未来经济技术场景确定战略方向和战略任务。就象话剧演出一样，首先创作剧本，然后确定导演、演员和剧组成员，经过排练，最后在剧场上演。这场话剧，就是由剧本的场景驱动的。

　　在战略研究中开展场景设计，主要是四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第一种是创意设计，根据专家的主观判断设计未来的技术场景，主要包括关键少数意见、头脑风暴会议、德尔斐预测等方法。第二种是数据推演，根据已知的事实性数据推导出未来的技术场景，主要包括自然外推、结构类推、目标下推等方法。第三种是规律推演，即根据经济、技术周期等规律推演未来技术场景，如根据产业成长周期规律推演未来经济增长场景，根据研发强度演进规律推演未来技术场景等。第四种是概率推演，也称朴素贝叶斯推演，即根据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推演未来技术场景。在战略规划中，这四种方法一般不单独使用，常常是综合运用，互为条件。

　　在场景预见时，人们往往担心预见不准确，造成失误。其实场景预见肯定不能完全准确，也不必完全准确;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即使有的具体方向错了，在战术上也是一种收获，在战略上也是成功的。因为从战略意义上说，大方向对头，就可以带动一批学科和产业，培养一批人才，积累一批成果。最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描绘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面向2030年和2045年即将开展的重大工程项目，包括太阳系近邻宜居行星的太空探索计划——“觅音计划”(新华网，2019)，这就是一个根据未来场景制定的战略计划，有望带来基础研究和新兴技术的突破。

　　(二)跃升思维：从跟随到引领

　　我们已经进入局部创新起飞阶段，在未来15年，一些产业、一些技术、一些学科、一些地区必将率先跃升，形成先发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战略谋划时，打破跟随思维定势，从跟随思维转向跃升思维，引领经济社会跃升。

　　15年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十六字方针，其中最后四个字是“引领未来”。15年过去了，如今未来已来，要实现大国创新崛起，必须把“引领跃升”置顶。

　　引领首先是引领产业跃升，使若干产业进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中高端，甚至最高端。其标志是在全球产业的核心企业中，我国企业具有相当份额，直观地说，比如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如果能有十个八个，引领的目标就实现了。放在全球的平台上，核心企业有什么特点?研发投入应该进入全球百强，高能专利应该进入本行业全球五强，盈利能力应该进入本行业全球三强。

　　其次是引领科学研究的跃升，取得世界级重大科研成果，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其标志是在世界一流研究机构中，我国的大学、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占有相当的份额。这些一流的科研机构，拥有世界一流的人才，从事世界一流的科研工作，培育世界一流的学生，生产世界一流的知识。

　　再有，是引领新兴技术创业，把重大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成企业，培育未来增长动力和新动能。创业活跃的标志是：风险投资强度高，人均拥有当年创业的企业数量多，创业满五年企业占当年企业总量比重大，科技型企业、研发型企业、知识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在全球新兴技术企业中占有重要份额。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强度较低，但创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数量多，仅次于美国，需要继续保持领先势头。

　　(三)赋能思维：从使用到赋能

　　赋能也称使能，就是赋予别人能量，使别人能够运用。赋能或使能与使用相对应，使用就是别人使我能够运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人才青黄不接，在西方先进技术面前，是一种使用者的角色，处于跟踪模仿地位。但通过长期跟踪创新和自主创新，如今该学习的都已经学习了，关键核心技术和未来技术无法学习，跟进能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从使用思维转向赋能思维，为创新起飞赋予科技动能。

　　赋能就是把科技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主动为生产过程赋予创新资产等新动能，加快形成新的生产方式。赋能与支撑有重大不同，赋能是内在的，主动给予的;而支撑则位于体系之外，处于配合地位。

　　怎么赋能?第一是人才赋能，为经济社会提供各种类型的创新型人才。创新驱动就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发展的第一动能。人才不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经过知识和技术投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战略科学家、领军工程师、青年人才、企业家。35岁左右是基础研究成果的高发期，45岁左右是工程技术类成果的高发期，着眼未来，青年人才具有战略意义。

　　第二是智权赋能，通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为经济社会提供知识产权资产。知识产权资产是人力资本能力的外化和物化，包括专利、版权、商标、标准，以及开源智权等。在实现全面小康、完成工业化以后，智权是最重要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谁拥有智权，谁就能够主导生产和分配。工业化时代发展经济主要靠自然资源禀赋和廉价劳动力，而智能时代发展经济主要靠智慧资源的丰度和质量，只要拥有优质学科、高质量论文、高能专利等智权，就可以建立相关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累了丰富的科技资源，已经成为科技资源大国，但科技人才、大学、科研机构、科技基础设施和装备、知识产权等科技资源的分布很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三点一线”——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和长江经济带，而其他广大地区科技资源缺乏。这就决定了人才赋能、智权赋能要走技术转移的路线，通过开发国家的公共科技资源，解决本地科技资源缺乏的问题。科技资源虽然不在本地，但在智能时代空间不是障碍，完全可以异地获取，转移到本地利用。谁率先开发公共科技资源，谁就免费获得了创新资产。

　　第三是数权赋能，即通过数据、算法和运算能力形成数字资产，为经济社会提供数字产权。数字产权主要包括智能软件、智能硬件、智能系统及大数据。智能硬件、智能系统不仅包括数字系统，也包括物理系统，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数字化的软件，物理系统从本质上说仍然属于数权范畴。

　　(四)融通思维：从专业到融通

　　工业化时代是专业化的时代，无论是学科还是技术，都有严格的专业界限。智能化时代，专业仍然是基础，但天地人万物互联，这就要求从专业思维转向融通思维，全面实现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统合。

　　融通就是以专业为基础，专业交互联结、融会贯通，在众多专业交叉点上催生创新，形成“美第奇”效应。根据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统计，获奖成果都产生于不同学科或不同专业的交汇处。

　　首先是研发融通，即打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的界限，实现三者一体化。在工业化时代，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是顺序的直线关系，从基础研究到市场，必须依次经过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从市场到基础研究，也必须依次经过试验开发和应用研究。但在智能时代，这种直线关系虽然还存在，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已经融为一体，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可以经过中间环节到达市场，也可以不经过中间环节直接到达市场。

　　其次是跨界融通，即学科和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科学与艺术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以及各产业之间、各领域之间的跨界融通，实现创新的指数化增长。

　　第三是供需融通，即无论是创新产品的提供者，还是创新产品的使用者，只要是创新的利益相关者，都同时进入创新过程，共同完成创新。在工业化时代，创新是少数研发人员的事情，生产者、使用者位于创新之外。而在智能时代，研发者、生产者、供应者、投资者、销售者、使用者等利益相关者都位于创新过程之中，联为一体，交互作用，甚至在功能上是同一个主体。

　　第四是跨国融通，即生产和创新的全球本地化，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全球展开，又分布在本地实施。无论是建设创新中心，还是建设创新型城市，都必须跨出国界，在全球平台上完成本地化布局。

　　(五)治理思维：从少主体到多主体

　　工业化时代的创新，是三螺旋创新，靠大学、产业和政府三驾马车。在智能时代，三螺旋已经演化为四螺旋，即在大学、产业和政府之外，加进一个民间社会。民间社会包括所有社会主体，民间社会参与的创新活动无法通过管理完成，必须从管理思维转向治理思维，实现创新治理。

　　所谓创新治理，就是政府与社会合作配置资源，依托企业等多元社会主体实现公共目标;而不是政府直接实现公共目标，或通过行政手段下达任务。管理是科层制的，依托职位和层级实行，下级服从上级;治理是契约制的，相关主体围绕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平等协商，按协议履责。

　　治理首先就是技术创新必须以企业为主体，或者说围绕企业的需求配置创新资源。企业出题申请、政府配套立项;而不是政府出题、企业申报承担。

　　其次，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四驾马车”融通创新。各方围绕共同目标平等协商，根据合同配置人力和其他创新资源，优势互补，共同完成创新任务。

　　第三，财政与社会资本多元投入。我国已经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积累了大量民间资本，需要通过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释放民间的创新活力。

　　第四，多元主体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政府和社会主体合作，分散和减少公共创新风险，政府通过创新实现公共目标，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本通过创新实现私人目标。

　　2019年12月5—6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举办首届“科技中国”智库联席会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郭铁成研究员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速记稿整理，已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