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建院早期的“制礼作乐”—浅谈钱三强等科学家的贡献和作用

　　贾宝余，任安波2

　　(1.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人民科学院”已列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留法归来的钱三强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建，是《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的起草者之一。有评论认为：“钱实为科学院最初组织之灵魂也。”“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制礼作乐’，三强同志‘与有力焉’。”本文着重对这一时期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早期组织设计和制度建构中的角色与贡献做出历史的叙述。

　　中国科学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月建立了。对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及其早期发展历程，前贤已有大量研究论述，宏观历史过程也比较清晰(黄庆桥，2015)。组建中国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重大决策，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王扬宗，2021)。在中宣部工作过的龚育之先生曾这样评说：“科学院初创，科学工作各方面的政策、方针、规章、制度都有待制定，汪志华同志(三强同志的部下)曾把这类工作称为‘制礼作乐’。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制礼作乐’，三强同志‘与有力焉’。”(陈丹、葛能全，2017)竺可桢认为：“钱(三强)实为科学院最初组织之灵魂也。”(竺可桢，2006)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梳理钱三强等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早期发展中的独特作用，阐述其科技政策思想和启发。需要说明的是，“制礼作乐”往往指国家层面的典章制度设计，本文为简洁和生动起见沿用前人这一说法，以此回望国家科研机构创设期间设定的初心与使命，记录中国科学院建院早期的组织设计和制度建构，纪念为国家科学体制化和中国科学院建立做出贡献的先贤们。

　　一、初心

　　科学的社会化、体制化和国家化是近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科技基础非常薄弱，党中央作出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的重大决策，以集中力量加快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1956 年，毛泽东同志在怀仁堂听取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国内外科技发展的报告，之后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同志要求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调集国内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和海外归国的科学家，支持中国科学院加快发展。

　　早在1949年1月31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进驻北平入城仪式。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36岁的专任研究员钱三强，挤在市民群众中欢迎解放军，目睹威武军队的英姿和良好的军纪，心情异常兴奋，终于盼到了“新形势到来”的日子。3月中旬，钱三强受邀参加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请其导师约里奥·居里先生订购原子核科学研究的必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随后随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

　　1949年3月下旬，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中央考虑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统一的科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科学机构，并由郭沫若负责。6月中旬，中央决定由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备建立科学院，恽子强(时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和丁瓒(中共南方局系统党员，曾任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室主任)协助陆定一工作。钱三强(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和黄宗甄(原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参与其事。

　　1949年5月，钱三强陪同郭沫若等人访问苏联科学院，并同瓦维洛夫院长举行了会见，对苏联科学院的情况作了了解。回国之后，组织上又对他委以重任：5月初，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6月18日，又被推选为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并于6月19日当选为科代会筹委会常务委员。有了这些新身份之后，钱三强得以参与起草“设立国家科学院”的草案，筹建科学院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进行。钱三强就此回忆：“召开新政协筹备后时，我作为民主青联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此期间，中央已决定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建科学院。协助他工作的是恽子强和丁瓒。因为丁瓒来自南方，对北方的情况不大熟悉，我又是北平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所以也被邀参加筹建工作。”(钱三强，1992)

　　1949年9月中旬，遵照陆定一的指示，钱三强和丁瓒共同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当时讲明由丁瓒写院部部分，我写各研究所部分，写后经恽子强看过送陆定一。” (钱三强，1992)黄宗甄对此回忆：“在政协开会以前，有一天丁瓒约恽子强和我到泰安巷北平研究院钱三强家聚会，恽子强因另有要事未能来，我和丁瓒去了，在钱家用了午餐，畅谈一个下午，有关新中国人民科学院的规模、组织、方针等，主要由钱三强提出，我做的记录。钱三强在法国多年，一直做研究工作，熟悉法国研究机构的情况。当时法国有以约里奥-居里为负责人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包括许多做实际研究工作的机构。还有苏联科学院也是这样。可以说，我们筹建科学院的雏形是苏联、法国类型的，而且与中国原有的机构也相近，当时钱三强很强调这一点。”(樊洪业等，2000)黄宗甄的回忆表明，虽然丁瓒和钱三强两人在起草《草案》中有初步分工，“有关新中国人民科学院的规模、组织、方针等，主要由钱三强提出”，“那个方案，主要是根据钱三强的意见写的”，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主心骨”作用(黄庆桥，2015)。《草案》向政协会议提出下列提案：

　　“设立国家科学院，统筹及领导全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使与生产及科学教育密切配合，科学院并负责审议及奖励全国科学创作，著作及发明，科学院为适应特种需要得设立各种研究机构，此种研究机构发展至相当阶段时，为与生产取得进一步配合得成立独立机构。”

　　这一提案，明确了科学院的基本宗旨与职能等，其中，“统筹”与“领导”体现了建国初期科学院在国家科研布局中的地位，“审议”与“奖励”体现了科学院发挥学术领导作用的主要着力点，“配合”与“成立”则体现了科学院在协同创新、“孵化”创新方面承载的独特使命。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共同纲领”，其中第43条和第44条阐述了新中国科学工作的宗旨。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普及科学知识。”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中国科学院成立后，正是遵循这些宗旨开展工作的(姚蜀平，1989)。

　　二、源流

　　中国科学院是在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地址调查所等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作为一个现代科学组织，科学文化、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要素共同构成中国科学院这片文化土壤的主要组分(郭传杰，2019)。从科学文化角度看，欧洲的科学文化传统，经由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这两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重要的科研机构，传承到中国科学院;苏联的科学文化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俄为师”的时代背景下，传承到中国科学院。钱三强则在上述两个传统的传承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17—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1660年)、法国皇家科学院(1666年)、普鲁士科学院(1700年)和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1724年)等国家科学院机构相继建立，对近代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36—1948年钱三强留学法国，他目睹了法国科研管理体制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法国认识到实体研究机构的重要性，1939年法国科研中心成立，在几个地方开始设立研究所，并且研究所的数目和规模越来越大。钱三强的导师约里奥·居里战后主持的法国科研中心实际筹划全国的科学研究。国家遇到大型综合性的任务，就可以从法国科研中心发展出独立的机构。“三强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他很了解法国科研机构的情况……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会较多借鉴法国科学的组织模式。”(樊洪业，2000)钱三强回国后看到，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机构重复，人力分散”，“只是一区域中的若干研究所的总合，并无筹划全国的研究经费职权”(刘晓，2013)。

　　新建的国家科学院，必须避免这些不足，在更高的起点上谋划和推进国家科技发展。《草案》提出：“中国科学界对于过去国家研究机构的批评和意见”主要集中体现为“漫无计划”，这个缺点的具体表现为下列的事实：“研究院把目光只局限于自己设立的研究所，从未发挥计划和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机能;一切科学研究是自流的，只根据各单位主管人的兴趣而与整个国家政策脱节;同属研究院的各研究单位间也缺乏密切的联系，流弊所及乃至形成宗派主义，如北大和南高的对立;各研究单位的设立按照各科的形式排列，而一点不顾到客观需要和人才设备等条件以致有些研究所流为空洞贫乏和名不符实。如只有一二人作生理学的一部分研究工作而名为医学研究所等。”新的科学院应在原有国家科学机构的基础上加以整理改组以广泛地团结科学人才。伴随着新中国成立，新组建的实体性国家研究机构，借鉴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经验，避免了旧中国国家研究机构存在的“自流”“空洞”等局限和弊端，突出体现国家研究机构的职能。

　　1949年4月，钱三强参加了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会的代表团，随后赴莫斯科访问苏联科学院。6月，钱三强在中国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讲到：“苏联科学院的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可以说科学研究与生产已经紧密结合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使科学成果与实际配合，同时实际的需要也能很快地反应到科学院去。使科学院的工作者们打破了孤芳自赏的情调，感到他们发掘自然界的秘密，最后一定会为人类谋福利。这便是苏联科学研究的特征。”《草案》提出，“苏联科学院直属斯大林元帅领导，是为了推行国策得有科学根据，国际科学界且认为系政府尊重科学之表现，而尤为中国科学界历年来所艳羡者，科学院直属政务院与各委员会平行，对于中国科学界将为一兴奋之鼓励。”苏联科学院的顶层设计特别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是新组建中国科学院的重要借鉴，“我们要学习苏联，增强科学研究的计划性”(樊洪业，2000)。中国科学院“有计划地利用近代科学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的任务陈述，集中反映了在科技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研究机构承载的独特使命。

　　三、结构

　　《草案》的主体内容是组织结构，即院机关和研究所两个层面的组织结构设计，这为今天中国科学院院所两级法人的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对于院机关的组织结构设计，《草案》提出：“新的人民科学院和旧的研究机构之所以不同也在于此等新机构之设立，真正能对全国科学研究起计划指导作用，也在于此等工作的开展(如研究计划处等)，所以更宜谨慎实施。”基于上述宗旨，院机关“各处主要机能”略述为：

　　A.编辑出版处——(a)搜集重要科学资料，成立资料室;(b)有计划地刊行本院重要论文;(c)扶助国内各重要专门学会刊行科学专刊;(d)按照刊行重要论文索引。

　　B.研究计划处——(a)接收政府所交有关科学理论与技术之问题，通盘计划分别交由各相关科学研究机构进行研究;(b)执行评议会所交科学研究计划;(c)沟通各科学研究机构使之作适当分工与配合;(d)调查全国科学研究之设备及人才，并有步骤地补充与分配;(e)草拟并执行国内高级科学人才训练之计划。

　　C.对外文化处——(a)沟通中外科学界，使之交流经验;(b)有计划地购买国外重要科学杂志并采购科学器材;(c)执行教授与留学生之交换。

　　D.遇有事实之需要得设特种委员会，如基金保管委员会，补助费分配委员会，人才甄选委员会，考核委员会等。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院机关设一厅三局：办公厅、计划局、联络局、编译局。其中，计划局的职能主要是负责研究机构的调整、全国科技人才的调查等，局长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任，钱三强任计划局副局长。这些部门设置明确院机关计划与组织、编译与出版、交流与协作、资源与配置等职能，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任务相适应，体现了现代科研机构组织设计中要兼顾刚性(设立“三处”)和弹性(遇有事实之需要得设特种委员会)、内部(内部人力和资源等管理)与外部(外部协作与交流)、继承(对旧中国科研机构组织设计的借鉴)和发展(统筹全国科研之需)等原则。

　　研究所的改组和设立是《草案》关注的另一重要内容，占据超过一半的篇幅。关于研究所的设置，《草案》提出就原中央研究院和原北平研究院的机构进行调整改组，并对两院的20个研究所做了扼要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合并调整意见。《草案》在对两院所属机构合并处理方面，明确了“今后研究单位的设立应该注意的原则”：

　　(一)凡在各大学可以发展或已经发展者，科学院可以不另设机构。

　　(二)凡带综合性的研究范围，而非大学中一系所能负担者，科学院应设立机构主持。

　　(三)凡需要大量物力与人力集中的工作，科学院应设立机构主持。

　　(四)在可能的范围内，研究机构的工作应与生产联合。

　　上述四条原则，第一条阐明在百废待兴、资源紧缺的条件下，研究单位的设立要避免重复布局，国家研究机构与大学及其他机构要形成互补关系，这依然是今天构建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遵循。第二条阐明研究单位的设立原则和宗旨，并非此前的“学科建所”“自流发展”，而要体现“综合性的研究范围”，体现定位的国家性、任务的综合性、使命的融合性、学科的交叉性，因为这“非大学中一系所能负担者”。第三条阐明研究单位的工作内容和方式，是需要“大量物力与人力集中的工作”，推进这些工作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特别是，二、三条明确，科学院设立的研究机构应发挥“主持”作用，这一作用可以理解为：在组织策划和落实推进这类国家科研任务中，科学院要发挥组织、牵头、引领和示范、带动、骨干作用，对其他机构要联合而不是排斥、要交流而不是孤立、要合唱而不是独唱。第四条阐明研究机构的工作与生产联合，这是19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主旋律和基本规律，今天依然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上述四条原则，对当前研究机构的设立和运行，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从1950年初起，计划局一方面确定研究机构的改组方案，另一方面调查全国科学人才与研究机构。从1950年1月份开始，计划局分学科召开会议，就如何调整原有研究机构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新研究机构的问题，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这样的分学科会议持续了一年，“全年召开会议28次，商定机构调整方案，把近30个原有研究机构，合并改组为17个研究所、台、馆，1个委员会，另设3个研究所筹备处。”(樊洪业，1999)同时，根据原有工作基础和发展条件，对学科发展合理布局提出了设想，这就是：物理、数学和社会科学，将以北京为发展中心;生物、化学和应用科学，将以上海为发展中心;地学和天文，将以南京为发展中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布局设想，总体上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减少了重复，发挥了各自所长。此外，计划局还进行了全国科研人员调查，包括中高级自然科学专家和普通科技人员等。钱三强和竺可桢为了摸清“家底”，对全国科技专家情况做了精细调查，掌握到当时全国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总人数为865人，其中147人尚在国外。进而在“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下，开始了合理选聘国内专家，积极争取国外学者归国服务的大举措。此外，计划局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制定科学规范。在竺可桢和钱三强的主持下，计划局拟定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任用暂行办法》和《中国科学院技术人员任用办法》等规范文件(葛能全，2013)，推动了中国科学院的制度建设。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工作，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的调整和组建才得以顺利进行。

　　四、结束语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科学院建院早期的“制礼作乐”，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郭沫若、竺可桢等领导的支持下，在钱三强等一批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同志的有力组织和落实下取得的，应该说，个人贡献得益于时代使命和党的坚强领导。钱三强在民国期间接受大学教育，早年亲共知苏，正因为他的参与，由此奠定的中国科学体制和发展模式，也深深注入了民国余风、法国烙印、苏联体制、中共创造。这四种因素共同作用，造就了新中国科学体制的起源。钱三强就是这一过程中最直接的助推力量。他在实践中把影响中国科学体制的上述四种因素进行整合，创造性地建立起新中国的科学体制(黄庆桥，2015)。中国科学院早期“制礼作乐”中关于定位、使命、组织体系、建所原则等内容的陈述，虽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和历史烙印，但依然是中国科学院发展的组织“模因”。立足新时代，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四个率先”“两加快一努力”要求，更好地担当“国家队”“国家人”，肩扛“国家责”，做好“国家事”，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中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作用。